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成就、经验的基础上，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思想、总目标、原则、具体任务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和实践方略，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那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叙事的？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本文拟就此进行初略探讨，以深化对《决定》叙事逻辑的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年不平凡的路程，经历了从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演进。新时期的改革往往侧重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如围绕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推出改革举措，完善体制机制，以收获改革效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发生的，总结改革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是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P7)总结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是继续前行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啃硬骨头、涉险滩，“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2]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彰显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总结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为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重要铺垫。
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六个坚持”吸收了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蕴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特点，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总结的历史经验；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整合了原有的一些概括，实现了集成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内容之一，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经验之一，彰显了法治在改革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充分运用了这些经验，将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在诠释具体内涵的同时，明确了实践要求。“六个坚持”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是原则与方法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任务，充分体现了“六个坚持”的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和实践探索者，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成效。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原则的具体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决定》在诠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在部署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时，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在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时，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导向之一；在部署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时，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规定和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具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体制机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完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建设构想，如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和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长期护理保护制度；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生育补贴制度、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等，这些制度是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而建构的，是“坚持守正创新”原则的具体落实。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3]《决定》涉及面广、内容多，重点在于体制机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贯彻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原则。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部署，提出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等具体任务，体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决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用“七个聚焦”规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从十四个方面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任务，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六个坚持”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规定，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指南。
历史、现在、未来是相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经验是实践智慧的凝聚，将其升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既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诠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
不同时代的改革有不同背景，面临不同的改革任务，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发现问题、找准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2]“三个面对”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决定了改革重点和具体任务，针对问题、从问题出发是《决定》的叙事方法。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问题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战略机遇、赢得战略主动，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部署，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给中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良性互动。同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部署，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效能。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就当前国内形势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任重而道远。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支撑条件不足；自主创新能力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存在短板；对外开放由于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面临不少困难，等等。[3]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折射和反映，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的创新上推动解决。《决定》部署的十四个方面改革任务，针对的正是这些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紧密相连，产业变革以科技发展为基础，科技发展决定产业变革的方向。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国际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科技和产业竞争。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业变革提供了条件，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板块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妨碍科技发展、产业变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释放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动力和创造力。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摆到了突出位置。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决定》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导向十分明确。
人民的新期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文化繁荣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渐提升。为了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诉求，《决定》强调“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各项改革都着眼人民利益的实现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比如，《决定》为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作出安排，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这些改革目标的达成，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美好生活诉求。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三个面对”部署的重大改革举措，实际上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表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导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手段和途径，目的在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具体任务，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叙事方法。
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也是责任型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谋划国家现代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作为现代化的重点，这是四个现代化概念形成的前奏。1956年11月, 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指出，要“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4](P24)这里提出文化和科学现代化，表明毛泽东对文化和科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重视。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四个现代化厘定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定格了四个现代化概念的内涵，揭示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改革开放是应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5](P4)改革开放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诉求而启动的，改革开放的推进，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规律的认识，逐步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任务提上实践议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体现了党面临历史任务的阶段性特征，也表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指向的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实践探索主题，也是理论创新主题。2024年5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6]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内容和任务，依据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大举措、具体任务，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P3)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目标，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P512)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制度构成，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制度管理国家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表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连续性，也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定作用。
《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体任务的部署，都是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作出的布局，诠释了各项重大改革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作用。之所以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十四个方面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清单，是因为这些体制机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与中国式现代化密切相关，要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根本保证，要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质要求、必然要求，要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重大任务，要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重要基础，这些体制机制制度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结果。《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实际上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从历史来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诉求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现实来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全方位的诉求，成为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
实践主题是实践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对其他问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影响。[9](P43)抓住了实践主题，也就把握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的，是主题思维的具体运用。
四、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牵涉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的工程，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历史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P23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基础，《决定》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蕴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的阐释蕴含辩证法。《决定》一方面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诠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具体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汇聚各方面资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特别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体性、创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打通体制机制的堵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各方面制度支撑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决定》要求“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作用。如前所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重大改革，都是依据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来谋划的，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互动关系的阐释，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辩证法的运用。
坚持系统观念的实践要求阐释蕴含辩证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要求“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将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二者并不完全同步，处理好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时，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处理贯穿改革过程始终，效率为公平创造条件，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层次的平等；公平为效率提供动力，缺乏公平将影响效率，兼顾效率和公平有赖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活力和秩序从理论上来说，二者并不矛盾，活力有助于增进秩序，秩序有助于激发活力，但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活力干扰秩序的现象，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以安全为保障，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发展是维护安全、促进安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弱国无安全。《决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处理好上述关系，是对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魅力。
破与立关系的阐释蕴含辩证法。改革过程是破旧立新的过程，破与立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改革效果，甚至决定改革成败。中国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式行动策略，“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一行动策略的形象表达，力求稳步推进而非一步到位。《决定》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原则时，强调“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将破与立有机结合起来，边破边立，特别是先立后破，能最大限度降低改革带来的风险，避免因破与立衔接不畅而出现制度真空，导致改革失败。新的体制机制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旧的体制机制制度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使新旧体制机制制度的替代成为自然的过程。《决定》诠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方法蕴含辩证法。
同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阐释蕴含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论。[10]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诸多领域和方面，《决定》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既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经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地位。从历史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对改革具有牵引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为社会演进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2]这是历史规律论的体现和运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阐释蕴含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也是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改革过程中的实践创造，不少就是人民群众的探索和发明。人民群众身处改革的第一线，最清楚体制机制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何解决问题；人民群众是改革的评价者，改革的效果如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是否满足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最真实的评价，也是最终评价。《决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这是人民主体论的表达，彰显了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总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阐释方法直接影响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历史、现实和哲学支撑，强化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叙事效果，指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路径，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智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阐释，具有方法论意义，蕴含阐释问题的道理学理哲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是现实的出发点，阐释现实问题要从追溯历史入手，从历史实践和经验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将其上升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遵循，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发挥历史启迪现实的作用；问题是客观的真实存在，阐释现实问题要求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认准问题产生的原因、机理和表现，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路径；任何实践都是有目的的实践，解决问题都有其目标追求和实践诉求，阐释现实问题要求明确目标指向，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向指引，凸显目标的实践导向作用；阐释现实问题需要理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阐释问题的理论支撑、哲学基础，才能使问题的阐释更具科学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更具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