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联结社会成员与推动和展开政治过程的重要纽带，其作为整合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的最可行的平台，为确保执政者履行一定的政治职能提供着权威的政治保障。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服务着不同的主体人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定站稳人民立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使坚持人民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品质和最本质的特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党的执政理念，并将“坚持人民至上”进一步提升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持续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大底气和深厚根基。话语是关于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形成了具有鲜明人民性的话语表达及其内在话语逻辑。当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执政目标以及群众力量等均发生了新变化，系统梳理和阐释党的人民至上话语表达的文本和内在逻辑，从而在揭示话语逻辑的价值本质中团结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在党治国理政的新征程中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从整体规划到具体描摹：聚焦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价值
话语价值是政党话语的核心问题，决定着政党的政治属性和价值立场。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历史上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历史改变了方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坚定不移地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作为自身的话语指向，不断深化党对话语表达主体和话语所指对象的关系的认识，并将其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中。
从话语价值的构成来看，话语表达主体是评价话语价值立场的重要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共同构建“救亡图存”的话语场域中增进了对自身话语身份的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激发党的思想觉悟的有力武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找到了“拯救中国的导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精神武器”，在思想层面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认知，进而在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话语认同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价值理想。不同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视人民利益为自身利益的群众性政党，这种“存在的共生性”和“价值的同源性”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话语追求，使党在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实场域中不断增进着自身话语身份的认同，这尤其体现在建党初期党所制定的党与群众利益关系的一般原则上：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二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话语场域始终维护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三是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作为党的一切话语行动的基本准则。
然而，任何价值存在都是对象性的“关系性”存在，其作为逻辑闭合的一端推引着构成价值的逻辑另一端的生成。“人民”便是如此成为党的主流话语价值的所指对象，进而作为价值主体规定着党的话语价值的政治属性和构成内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价值主体地位的认识构成了党的话语价值的逻辑起点。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党是领导和服务人民的政治工具，而人民群众及其需要则是构成党的话语内容的客观依据，由此便延伸出党“为什么人”的根本性问题。为此，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指出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现实的个人”，据此强调社会生活的生成和更替在根本上是为了“发达其个体”。这就是说，正是由于人民是历史存续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个人利益要坚决服从于集体利益，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地主操纵国计民生，而是要在政治、经济领域谋求“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和“共同利益”。随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维护集体利益并非主张倡导“平均主义”，相反，它是要求在有限的社会生产中做到“大体上的平均”，由此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做到“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等。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清醒定位自身话语身份的前提下，全面而辩证地阐释了作为价值主体的“总体的人民”的内在规定，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渐进实现人民至上话语价值提供了逻辑前提。
基于话语探索的渐进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价值的原初构设，内置于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关于国家道路的整体规划中。道路决定话语的方向和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思考人民话语建构的方向。在以苏为鉴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工业化国家来保障“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此后，“四个现代化”构想的系统阐述绘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蓝图，为党的人民话语方向的生成奠定了物质基础，由此推动着话语价值的历史出场。进言之，在中国道路的“现代化”逻辑架构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围绕“共同富裕”的话语目标逐步发展，而处于同一演化路径中的人民利益在社会实践的描摹中也得以不断的展扩。具体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带领全党推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然而由于社会物质基础的薄弱，这一时期“每个人”在存在形式和发展内容上的单一性集中呈现为内在无差别的“普遍的贫困”样态。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倡导通过非“整齐划一”的战略安排渐次实现“共同的富”和“共同的强”，在党治国理政的初期赋予了“小康”话语追求以必要的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持续探索中，从推动人民话语变革入手来回应人民关于“温饱”的政治诉求。基于此，邓小平适时地调整、确立了有别于西方概念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并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目标。其中，“小康”作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表征着这一时期人民话语的总体性价值追求。此后，随着人民诉求的提升，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目标，其对于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目标的调整和规划，不仅具体安排并细化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发展的新“三步走”战略目标，而且首次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层面提出人民至上话语的最高价值追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据此，“小康”成为内含于其中的阶段性话语目标之一。此后，随着话语环境的切换，党的人民话语价值也不断深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更为明确的话语界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表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此，由“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语转变昭示着这一时期人的发展水平的持续跃升。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体存在在自身发展程度上的普遍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活力不断释放，使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个体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以“群体”的形式实现了自身阶层的演变，其中中高等收入群体的生成和扩大尤其体现着这一时期我国特定社会群体的发展，彰显了这一时期人民至上话语价值在党治国理政奋斗实践中的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新历史方位重新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了人民至上的话语坐标，并就此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30年进行了“两步走”的新调整，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升为现阶段党的人民话语表达的最高目标。至此，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价值在长期实践中遵循着“创生－调试－优化”的演化路径得以不断强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精准脱贫实践中对“总体性人民”的观照便是充分的体现。马克思指出，个体“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坚持不仅极大地扩大了社会财富总量，同时也造成了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对此，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将“每一个人”确立为“精准”脱贫的价值主体。具体来说，精准脱贫在结合个体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扶志和扶智的途径来复归个体的劳动本质，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每一位贫困者的生命本质与总体发展水平。而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体，党则强调通过再分配对社会财富的调节来进行保障。由此，从党治国理政七十多年的实践历程来观照党对人民至上话语价值的贯彻，可以发现，作为“总体”的“每一个人”尽管借以群体的形式“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但在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层面做到了“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实现了从“形式”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的转变。随着这种事实上的平等在新征程中的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价值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将得到不断提升。
二、从人的出场到人的发展：凸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主题
政党的话语主题是其话语价值的内容展开。为保证话语内容的正确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至上话语价值上升为高度抽象的价值原则，党的话语内容的展开在其引领下表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其中蕴含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贯穿于自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变革中国传统人性观的治国理政实践中，集中呈现出党的人民至上话语主题在其话语价值引领下的具体构建。
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因此，共产党人要想“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来建立一个新世界，首先就要认识支撑这些关系形成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新世界观的形成便是建立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政治属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价值原则，并据此颁布实施了愚民、教民、惠民等具有强烈欺骗色彩和“折中主义”的政治策略，在这个“虚假共同体”中，民众与统治阶级无疑长期处于敌对的价值分裂中。具体表现在，在人格尊严上，以忠孝为本义的封建伦理道德实质是以“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等为政治目的的，在其束缚下，“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可见所谓颂扬“忠孝”观念的传统旧道德不过是经过“粉饰”的统治工具罢了。在社会观念上，为达到教化民众的专制目的，统治阶级通过宗教迷信来灌输封建礼教所推崇的“别尊卑，重阶级”观念，由此一来，社会民众无不被鬼神之说所束缚，而被禁锢的头脑自然难以建立起科学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上，由于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学等领域无不受到封建旧伦理、旧道德的统治，国民作为被专制的对象无疑是毫无个性和利益可言的。由此可知，封建社会中的幸福作为一种特权仅服务于“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的获得，而“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封建专制制度剥削、迫害人的“温情的面纱”就此揭开。在“存其一必废其一”的变革决心的激励下，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为此提出党必须明确区分封建主义和非封建主义，在明晰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来塑造“新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探索逐步赋予了社会主义“新人”以丰富的内涵，就此引申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主题的转换，从而在由“人的出场”到“人的发展”的主题跃升中不断深化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价值。
第一，“现实的人”的历史出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人的属性和人民需要在实践中呈虚无的状态，因而人不作为“完整的人”而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社会环境的革新使“人民群众”首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对象，人民由此作为“现实的人”在历史上出场。不同于封建专制主义对“抽象人性论”的鼓吹，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将现实的具体的人民群众作为“真实的共同体”中的主体来看待，因而始终坚守“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的政治立场，这一科学认识彻底地批判了传统人性论所主张的“见物不见人”“物高于人”等颠倒的价值观。由此，既然人是具体的，那么人的属性便是可知的。针对人的自然属性，毛泽东强调群众工作的首要问题便是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而后又将人的基本特性——社会性看作是人“最根本的质”，等等，这就在党关于人民至上话语的表达中正式引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为人民至上话语主题的转换提供了价值规定。
第二，人的需要体系的完善标志着人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参考。在党的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人的需要已发展成为一个要素丰富、结构清晰、规律可循的完整体系，可从以下三个阶段、两个环节对其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是党对人民物质需要的满足阶段，这是人民需要体系建构的奠基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将人民需要的满足作为党的话语表达的基本要求。从必须以物质福利推动革命发展，“四个现代化”集中体现为“经济建设”，到把“消除贫困”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等，党的话语主题的转换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第二个阶段是党对人民精神需要的满足及对其与物质需要关系的把握阶段，这是人民需要体系发展的第一个质变环节。人的需要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需要，“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就是说，人的物质需要是人的需要体系的根基，它孕育着精神需要的生成。同样，精神需要的存在也为人的物质需要的扩张提供着内在边界，党的十六大便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增进全社会的“节约意识”，这一主张使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两者的并行中维系着人的需要体系的稳固。第三个阶段是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跃进的阶段，这是人民需要体系发展的第二个质变环节。在新时代，人的需要集中呈现为“美好生活”的话语愿景。这一阶段，由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物质层面不断扩张，人的需要体系陷入失衡状态。对此，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进而在全社会强调生态建设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要求以合理的需要结构来助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第三，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表征着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个体的生命表现是其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作为对象性的社会存在，其自然力、生命力和能动性等“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并“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就此可知，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实质是同一过程。人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然而，从事着社会生产活动的人是受动的存在物，换言之，人的自我实现和满足必然伴随着其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双重突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治国理政，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已取得了更为显著的实质性进展，从逆向思维来看，它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发展。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历史性地赋予了人民当家作主以政治保障，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摆脱压迫和束缚的心理诉求，而这种情感的激励也进一步转化为人民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想的力量”。物质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驱动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为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来摆脱“共同的穷”，邓小平推动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的生产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公平竞争、有效激励的社会氛围下大大提升。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依靠科技创新整体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法律层面保护和激励人的智力生产要素，不断激发人民的劳动创造性。
三、从话语认知到话语传播：完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形式
形式是实现理念价值的手段与途径，不同的价值理念有着不同的形式表达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话语形式有着鲜明的主体价值性，而这一主体价值性的生成也是一个从“形式中性论”到“形式价值论”的变革过程，它回答了党的人民至上话语形式“为何”并“何以”表露这一话语本质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中坚持人民至上话语形式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不同政党价值体系中的话语形式有着不同的政治属性，故而服务着不同群体利益的满足。旧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进行“合理性”“正义性”辩护。在这一内置语境的逻辑演绎下，人民必然成为去主体性、去价值性的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由于脱离实践，旧唯物主义仅凭借着直观的想象在理论上宣称世界的物质性，而唯心主义尽管承认人的精神的能动性，但却因陷入同样的窠臼而无法证明这种能动性的来源及其现实表现，因而只能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这两种世界观所导致的共同结果是，人的实践被忽视，人的主体能动性更是抽象地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由此，人的价值目的作为先验的“自由意志”而存在着，它使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话语内容沿着这一逻辑指引的方向最终导向了抽象的人的存在。马克思正是从旧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实践虚无论”出发，揭示了实践是实现主体价值目的的物质活动，由此阐释了人的能动性，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证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一价值逻辑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运思自身话语形式的基本遵循。这就是说，新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对人的客体的、直观的表达，它将人看作能动的、实践的人，并把人的价值追求作为人从事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力，将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作为物质世界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等等。可以说，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始终围绕着人及其发展来建构，这就在逻辑起点、过程和结果上完整地呈现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强烈“主体价值性”的话语形式，从而在价值层面实现了两种世界观在话语形式上由“形式中性论”到“形式价值论”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便明确了“主体价值性”的话语形式，而后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完善党的人民至上话语形式的构建。
从发生学层面看，政党的话语认知是其话语实践生成的首要环节，为话语实践的展开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形成了强烈的话语意识，譬如毛泽东就曾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党员干部不仅要有治党治国的能力，而且还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等等，为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善于宣传群众、对话群众，在群众实践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和智慧，成为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因而具备了团结一切群众力量获得革命胜利的主体条件。对话群众是为了服务群众。在群众性工作导向的价值内化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由此提出了向人民负责的群众观点，将人民利益渗透到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执行上。然而，随着党的主流语境的变迁，党内一度出现了“失语”现象，集中体现为“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被顶了回去”，严重阻碍着党群工作的开展。对此，我们党经过深入的分析提出情感是构成话语的内在支撑，强调任何无效话语表达的实质均是人民情感的缺失。有鉴于此，毛泽东从政治高度强调共产党“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牢记自己写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以党员干部人民情怀的强大驱动投入“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实践。
话语表达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观念传递的有效载体。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的主体性原则要求党在话语资源的选取上充分体现出人民导向性。在党治国理政的长期话语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话语需要和话语特征有了深入的把握，因此能够制定出适应群众话语水平的话语内容。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党指出，党的话语内容的生成要在话语资源的整合与运用上密切联系群众事例，尤其是要善于选取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话语交流。不仅如此，为确保党群对话的有效性，党还提出保证人民话语资源的始源性要求。据此，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大力鼓励党员干部到基层一线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将人民诉求、人民期待内蕴、提升并转化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话语方式。实践证明，这不但有效缩减了党群的话语空间距离，而且大大提升了群众对党的话语的可接受性。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不断完善人民至上话语的建构，形成了关于话语传播的进一步认识。譬如，党在建立初期便依据革命发展的需要，提出党的话语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理解的文字，以确保话语“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此外，党还提出采取“歌谣韵语”等方式来扩大群众话语的传播及其影响力，保证党的主张成为人民的自觉意志，等等。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党在人民话语的守正中不断推陈出新，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说老百姓的话”的治国理政新征程中，不断提升人民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推动着党的话语形式的时代发展。
四、从价值之“是”到价值之“态”：深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实践
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话语价值所具有的伪善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价值自觉的使命型政党，其在长期治国理政中所践行的人民至上话语实践，依据党的话语价值由其“是”到其“态”的发展走向，在逻辑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这样“敢于承诺”且“勇于守诺”的价值呼应关系，彰显了人民至上话语实践在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持续深化。
一是以党的话语价值之“是”捍卫党的话语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价值之“是”标注着党的政治属性和价值立场，主导着人民至上话语发展的方向。不同话语方向的引领者肩负着不同的话语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绝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政治组织，成为领导人民至上话语形成的天然政治主体，自成立以来便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民话语发展的最高理想，在治国理政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着人民至上话语实践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发展。但党的人民至上话语的发展也并非直线型运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发展，人民话语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一度陷入了停滞状态。对此，党中央在迅速觉察中调整并恢复了其正常发展。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仍未得到改善。邓小平对此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太慢或者贫穷都体现不出人民至上话语价值的优势，进而通过调节经济体制来将市场经济上升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针对这一举措，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不但不会改变人民话语发展的“质”，而且还会由于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而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波浪式前进”。实践证明，这一伟大决策所内含的话语价值“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步入新时代，伴随着世情国情社情的复杂演变，党的人民至上话语实践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能否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并永葆人民至上话语之“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非别的什么主义”，强调党在治国理政实践场域中对人民话语的集中统一领导，并据此提出以人民至上话语的时代目标来解构“国强必霸”西方话语逻辑，着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实践的强大政治功能。
二是以党的话语价值之“质”彰显人民至上话语的革命性品质。话语价值之“质”是话语表达主体在长期的话语建构和发展中所内生出的精神品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话语实践是“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以“刀刃向内”的执政精神磨砺出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宝贵话语品质。马克思指出，在无产阶级政党主流话语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这就是说，作为人民话语的表达主体，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信仰也会由于受到各种风险、考验的侵蚀而面临着改旗易帜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党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的话语目标更将沦为空谈。基于这一清醒认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为优良传统不断锻造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主体力量。一是要划清思想界限。党的思想建设是话语实践开展的思想前提，主导着话语实践的前进方向，这就要求党通过思想教育来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进而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为人民话语的创新提供思想自觉和精神动力。二是要打造生态肌体。党的生态肌体是激发人民话语实践的内在力量。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来提高话语实践主体的政治免疫力，使全党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推动全党话语实践的步调一致。三是要推动话语实践的“跨越”式变革。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质是要在“内部斗争”中拓展话语实践的新阶段。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涵养健康肌体的“生命要素”和有力武器，以打造学习型政党为手段来提高自身践行人民话语价值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通过“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手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从而在党的话语实践的跨越式变革中不断激活人民话语实践深化的动力。
三是以党的话语价值之“态”勾画党的话语图景。话语价值之“态”是体现话语内在价值的外在样态。任一话语实践都是话语价值之“是”与价值之“态”的统一体。缺乏话语实践的价值之“态”，话语价值之“是”将沦为空谈。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之“态”呈现为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话语样态。其中，实现民族独立是建构话语样态的政治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秉持人民至上原则，力争带领人民推翻使人民陷于苦难生活的“三座大山”。毋庸讳言，革命胜利的首要问题是“依靠谁”的立场问题。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工农民众为依靠力量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土地革命时期，党在独立的革命探索中首次将依靠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确立为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之一，由此建立了人民与军队的密切联系。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敏锐地发掘并运用人民伟力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人民民主”为主题的话语样态逐步形成。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新政权、建立新型政治制度成为关涉党的政治根基稳固的根本性问题。在不断的经验总结和实践摸索中，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国体。在这一价值逻辑的指引下，党于1949年9月确立新中国的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同时建立。随着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完善了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至此，这一时期党的“人民民主”话语样态基本形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成为构成这一时期党的人民话语样态的核心内容。这一阶段，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对人民利益的满足问题，将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依据这一时期党的人民话语主线，接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总体小康的实现推动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成。对此，习近平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更替为客观依据，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奋斗实践中已解决了“有没有”的人民性价值存在问题，进入了一个“好不好”的人民性价值评价的新阶段，据此提出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保障人民在社会生态、社会保障等各领域权益的实现。由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由党的话语价值之“是”“质”和“态”所串联的完整链条，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至上话语方向、话语品质和话语图景的坚守、磨砺和构建，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
综上，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逻辑，要求我们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话语的价值、主题、形式和实践，在系统梳理和构建中国共产党“为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和“怎么做”的话语逻辑中，明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立场、价值主客体及其关系等，由此不仅科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